在这里，我们一再强调的是一个“结合实际”的问题。在分析关于“防卫时间”是否正确的案件时，应该首先考虑当时的现场情况，考虑到所有影响到防卫人采取防卫行为的因素。

　　换个角度说，当此事发生在另外一个环境下，例如妇女能够找到他人求救，或者此时犯罪分子一时难以上岸，而妇女可以迅速逃跑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妇女依然阻止歹徒上岸，并且最终导致歹徒死亡，就可以被认为是防卫不适时。此时，无论是认为其事后防卫，还是认为其针对犯罪分子上岸后犯罪行为的事前防卫，都是准确的，如果是这种情况，村妇应当对她的后续行为承担法律责任。

　　案例二：防卫过当之争议

　　孙某傍晚外出，碰到两个流氓在调戏一个16岁少女，他与这个小女孩不认识，但是为了阻止两个流氓的调戏行为，就谎称自己是小女孩的哥哥，对他们说：“不要欺负我妹妹”，结果两个流氓追打孙某，将他逼到一个山坡上，孙某拔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反抗，将两个流氓一个捅死，一个捅成重伤。

　　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，出现了非常耐人寻味的情况：最开始审理法院认定孙某故意伤害致死，判处孙某有期徒刑15年。检察院认为罪名不符，应判为间接故意杀人，遂提起抗诉。上级检察院认为抗诉不当，又予以撤回。被告人没有上诉，遂执行判决。随后，上级法院发现问题，提起再审，改判防卫过当，判为7年有期徒刑。最后，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，认为再审法院定罪量刑正确，并作为1985年第2号典型案件进行公布。

　　这个案件并不复杂，在今天它就是一起典型的正当防卫案件。但是，为什么在当时会有如此多的争议？不仅控审双方多次更改，甚至最终牵涉到最高人民法院，这都说明，对于正当防卫的认定，在我国刑法发展中是存在过疑问和误区的。

　　对比1979年刑法第17条第2款：“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，应当负刑事责任；但应当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。”我们就不难理解出现这样的情况。这个案例的争议点在于确定一死一重伤的结果是否属于“不应有的危害”，而就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执法尺度而言，这样的结果显然容易被认为是恶性的。在这样的惯性思维和法律逻辑下，孙某的行为无疑已经超越了正当防卫的限度，以至于在一审中判为故意伤害。

　　通过对上述两个案件的讨论，在此我们不妨加以总结，“必要限度”应当如何来判断？笔者认为，不能简单说在哪类案件中造成何种程度的伤害就是其限度，应当具体到当时的具体情况、具体证据来进行判断和推理。跳出这个难以描绘的“必要限度”，从案件的角度来审视防卫行为的合法性，笔者称之为“必要行为原则”。

　　什么叫做必要行为原则？通过对具体案件的深入研究，立足于掌握充分的证据，在这样一个基础上，我们进行如下分析：首先要考虑的是该行为的做出是否适应当时的情况；第二，要看该行为的做出是否是有必要的；第三，要看行为的过程和造成的后果能否预知；第四，如果能够预知行为的结果，那么这个结果的产生对于当时的情况是否必要。这个标准相对于上面三个标准比较难以估计，但大多数情况下也较少发生，因为多数的正当防卫行为人是很少考虑行为结果的。

　　因此，当一个防卫行为适应当时的危急情况，且该行为的做出是有必要的，并且在做出时行为人难以预计其后果，或者能够预计其后果又不能避免的，这样的自卫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正当防卫。这个原则就是“必要行为原则”。

　　这个原则虽然有其局限性，它必须建立在具备完全充分的证据和调查，拥有完整的口供材料的基础上，离开了这样的环节，就难以依照上面的步骤进行分析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