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立法工作中，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“有法比没有法好”。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针对当时“无法”而提出的，它对加快立法步伐，尽快实现有法可依，无疑是起了积极意义的。如果不加分析地认为立法越多越好，甚至不问立法质量如何，一概而论“有法比没有法好”，则是片面的，有害的。
　　首先，法并不能代替一切。把依法治国作为一项基本的治国方略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变革。但基本方略不是惟一方略。法作为社会治理手段，是调整社会关系，解决纷争的，也就是我们祖先所说是用于“息纷止争”的。但能够起息乱止争之功效的并只是“法”这一种形式，还有其他种种形式，比如道德约束，比如以理服人，比如协商调解，比如搁置时间、拉开距离进行冷处理等等。法与这些形式各有分工，相辅相成。但现在凡是那个方面、那个地方一出现什么问题，有些人便不分青红皂白一言以弊之曰：法律不完善使然。因此一言以弊之建议：尽快立法。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，既不利于问题的解决，也十分不利于在全民族中培养对法的尊重和信任。因为许多问题并不是一个立法所能解决的，片面地强调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是由于无法可依造成的，其结果必然是使一些人产生依赖思想，坐等立法，不积极采取措施解决实际问题。
　　其次，徒法并不足以自行。法是要靠人来执行的。法律制定出来后，并不能自动地产生作用。毛泽东同志说，政策确定之后，人是决定的因素。同样，法律制定之后，能否得到切实地执行，人是决定的因素。有了法如果没有人认真去执行，对法治的伤害将比没法更甚。没法伤害的只是人们对法的期盼，有法不行则伤害的是人们对法治的信仰。因此，如果没有一个严格执法的环境，有法并不一定比无法，甚至更坏。所以，立法速度必须与执法状况相协调，要有利于促进严格执法，不能片面地强调“有法比没法好”。经过20多年的努力，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，无法可依状况已经基本结束，虽然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还有一批法律需要继续加紧制定，但现在法制建设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无法可依，而是有法不依，执法不严，司法不公。因此，当前法制建设的重点是加强执法和司法，立法重点是提高立法质量，而不再强调加快立法步伐。
　　其三，恶法恶于无法。亚里斯多德说：“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：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，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。”所谓良法，就是有利于保障和促进公民权利和利益的法。如果一项立法不是有利于保障和促进公民权利和利益，相反却损害公民的权利和利益，不仅不如无法，而且恶于无法。因为无法人们还有一个讨说法的机会，而恶法则使人们连讨说法的机会都没有了。
　　其四，法繁必扰民。古语云：“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。法过于粗疏，该有的法没有制定出来，固然会使人们无所遵从，使社会失去规范和秩序；但如果法过于细密，事无巨细都要立法，也会压制人们的创造性，使社会失去发展活力，迫使人们不得不以身试法，结果也会使法失去权威和规范作用。
　　为什么会片面强调法越多越好？多数人是由于对法的作用认识偏差，以为法能包揽一切；有些则是对法学习不够，实际已经有法但却以为无法可依；但也有一部分人是为推御责任寻找借口，明明是有法不依却说无法可依。因此，必须恰当宣传法的作用，不能把法的作用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，否则，不仅不利于树立严格执法和守法观念，甚至可能使一些有法不依、执法不严、执法违法现象逃脱法律追究。